陈容《墨龙图》、赵孟行书《陋室铭》、宋拓王沇本兰亭序、南宋张即之行书《台慈帖》《群峰晴雪图》、黄公望《溪山图》轴……正在广东省博物馆(以下简称“粤博”)展出的“绘冠南天——粤藏宋元书画特展”,展示了一批宋元书画珍品,引得不少文博界学者、收藏家后人以及大批观众前来探究。
这些珍品或曾经珍藏于岭南的鉴藏家手中,或现存于广东的文博机构,与岭南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它们的背后,是岭南文脉的源远流长,亦可见粤藏在全国占有的一席之地以及突出贡献。时至今日,广东拥有博物馆数量达367家,博物馆藏品达251.98万件/套,其中珍贵文物86263件/套,继续书写粤藏新时代的故事。
岭南鉴藏 负有盛名
此次粤藏宋元书画特展展出了从故宫博物院借展的清万承纪所画《吴荣光松盘揽胜图像》轴,此图描绘了吴荣光一袭长袍、风尘仆仆的溪山行旅形象。吴荣光是清代著名书画鉴藏家,是广东鉴藏大家群体里比较突出的代表。
清代前期,广东有名的鉴藏家寥若晨星。嘉道年间,随着贸易的发展,广东鉴藏之风气开始兴盛,岭南地区鉴藏家大有崛起之势,当时广东负有盛名的鉴藏家包括潘有为、吴荣光、叶梦龙、潘正衡、潘正炜、伍崇曜、潘仕成、伍元蕙、孔广陶等,他们拥有的藏品档次和数量位于全国的前列。
1941年,著名文献学家、岭南第一位女博学家冼玉清发表了《广东之鉴藏家》一文,集中介绍了明末以来广东鉴藏家50余人,其中大多数以书画鉴藏为主。该文《引言》写道:“吾粤鉴藏之风,嘉道后始盛。大抵游宦京沪者,受彼都风雅之影响,始事蓄聚。吴氏筠清馆倡之于前,潘氏听帆楼、叶氏风满楼、孔氏岳雪楼继之于后。留传著录,彰彰在人。以后激流扬波,此风益炽。”
粤博研究馆员任文岭曾撰文,从书画鉴藏角度切入,梳理与分析清代中晚期广东书画鉴藏家群体崛起之状况、原因及其影响。他介绍,广东地区的书画鉴藏,可追溯的历史虽然很早,但目前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为明代中期以来的情况,尤其是清代中晚期,以吴荣光,叶梦龙,孔继勋与孔广镛、孔广陶父子,潘正炜,梁廷枏,潘仕成,罗天池,叶衍兰,伍元蕙等为代表的广东书画鉴藏家群体,以广州为中心建立起广东的书画收藏体系,成为全国范围内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纵向来看,清代中晚期广东产生的书画鉴藏家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横向而言,与同时期全国其他地区书画鉴藏情况相较,这一时期广东地区出现的书画鉴藏家数量亦相对较多。可以说,除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鉴藏群体,以及以苏州等地为中心的江南鉴藏群体外,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可算是书画鉴藏家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了。而且,这些书画鉴藏家的身份也非常多元,既有像吴荣光那样的高级官员,也有以潘正炜等为代表的十三行行商、盐商,有的则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人学者,甚至还有些方外之士等。
到近现代,广东还产生了容庚、吴南生等鉴藏家,接力粤藏,为广东文博事业持续作出贡献。本次粤藏宋元书画特展中,吴南生所捐赠的《群峰晴雪图》《平沙落雁图》卷就在粤博相聚。
收藏丰富 成就突出
清代中晚期,广东的书画鉴藏家除了数量众多之外,其收藏或寓目的书画作品数量多、质量高,当中有许多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精品佳构。
著名学者庄申在《从白纸到白银——清末广东书画创作与收藏史》中统计,“粤籍五位收藏家所藏的,历代画迹的总数是2072件”,虽然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还有待商榷,但由此可见彼时广东藏家收藏书画之富。他们的藏品中有众多历代真品名迹,而其中诸多精品佳构更是流传至今,或为各大收藏机构庋藏,或被私人藏家收藏。
吴荣光、潘正炜先后收藏过的宋李唐《采薇图》卷,以及吴荣光收藏过的宋徽宗赵佶《祥龙石图》卷,潘正炜收藏过的石涛名作《搜尽奇峰打草稿》卷等现为故宫博物院所藏。
“这一时期,广东书画鉴藏家对所藏或寓目书画作品的整理、著录成就突出。他们所编的多种著录,集收藏整理、鉴别、考订研究于一体,不仅是清中晚期广东书画鉴藏之风兴盛之印记,更是现今研究书画鉴藏史的重要文献史料。”任文岭介绍,其中,吴荣光的《辛丑销夏记》载录其自藏及借观的法帖书画140余种,备录作品尺寸、题跋及印章,间附载其自作诗、跋和题记,尤以作品真赝考辨及记叙流传经过为后世所重。
此外,从这些鉴藏家的活动范围、藏品来源及艺术品位等方面来看,他们并不局限于广东一地,收藏趣味也与江南等地的鉴藏家有高度一致性。庄申编著的《从白纸到白银——清末广东书画创作与收藏史》(上册)写道:“广东收藏家在收藏上的艺术品位,并不曾由于他们所身处的广东地位偏远,而与江南地区收藏家的艺术品位有较大的差异。这两个地区的收藏在对明四大家、元末四大家,与清初六大家的收藏上的差别,似乎只是广东的收藏家比江南的收藏家更重视明四大家与元末四大家,而江南的收藏家则比广东的收藏家略为重视清初六大家而已。”
经济文化催生鉴藏
为何清代中晚期广东会产生数量众多的书画鉴藏家?
粤博副研究馆员陈栒认为:“这跟当时广东的经济有很大关系。”作为当时广东的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中心,广州府得益于珠三角优良的地理条件和区位优势,尤其是明清以来,广州府的南海、番禺、顺德等地,果基鱼塘、桑基鱼塘等特有的经营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并为商品经济的繁荣营造了良好的条件。广州长期成为本省土货、内地商品和洋货交易的中心,其繁盛可想而知,也必定会产生强烈的文化消费需求。
在任文岭看来,“清代中晚期广东书画鉴藏家群体的崛起,还跟当时外贸政策、盐业政策的影响,文教的兴盛,帝王的引领与地方官员的带动等密切相关”。
自秦汉以来,广州一直都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虽然清初一度受到海禁政策的影响,但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开放广州等四口通商,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清廷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使得广州成为广东乃至整个中国商品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一批豪商巨富及其后人,或因为真心喜爱,或为攀交官宦,或为附庸风雅、互相攀比而收藏书画。由于拥有巨额财富并凭借在全国开展商业活动的机会,他们迅速建立起数量可观的书画收藏,潘正炜、伍元华、伍元蕙等都是这类具有十三行背景的收藏家。
广州府是当时广东的文化教育中心,社学、书院等数量在本省占有绝对优势。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为广东书画鉴藏家群体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的鉴藏家中,就有不少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学者。
清初以来的几位皇帝,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尤其是康熙、乾隆非常喜欢收藏书画。帝王的喜好与行为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在全国形成了一股书画收藏热潮,广东自然也不例外。与此同时,翁方纲、伊秉绶和阮元为代表的学者型官员,他们在粤任职期间,从金石考据等多方面提升了广东地区的文化艺术水平,并与诸多广东书画鉴藏家有密切的交往,无疑对广东书画鉴藏之风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藏品交流 泽被岭南
清代中晚期广东书画鉴藏家群体的崛起,无论是对全国的书画鉴藏,还是对广东本地的艺术传播、文物收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全国范围来看,清代中晚期崛起的这一批广东书画鉴藏家及其开展的书画鉴藏活动,使广东首次进入了全国主流书画鉴藏圈,也为全国的书画鉴藏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任文岭说,一方面,他们在广东形成了一个书画流通群体,不仅区域内部藏家之间互相交换藏品,而且与全国其他地区开展藏品交流。另一方面,吴荣光、叶梦龙等与翁方纲、伊秉绶、阮元以及京师、苏州、杭州等地藏家的诗文书画交往非常频繁,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广东藏家在全国的影响力。
就广东本地来说,首先,这些书画鉴藏家的藏品滋养了广东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代中晚期广东本土山水画风格的形成以及“岭南画派”的诞生。同时,广东画坛的画风也明显受到了这些鉴藏家收藏趣味和喜好的影响。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在跟随居廉学画时,为多读多临,折节拜自己的师兄、十三行行商伍氏后人伍德彝为师,由此得以观摩和学习伍家及伍氏亲友所藏诸多书画名迹,画艺大进。
其次,这些书画鉴藏家的藏品极大丰富了清代中晚期广东地区尤其是广州的文化艺术生活。广东地区的书画鉴藏家及他们的朋友之间,或常常雅集品鉴、临摹创作,或展开藏品交流。部分藏家还将自己的藏品进行刊刻,或者专门筑楼存放,成为当时汇聚文人雅士研习、鉴赏书画的幽雅处所。上述活动亦带动了广东书画鉴藏之风。
再次,这些书画鉴藏家的藏品有力地促进了20世纪以来广东地区公立机构的书画收藏及艺术市场的形成。这些广东书画鉴藏家的旧藏,虽然因各种缘由后来多有流散、转手,有不少名作佳构已流散至海内外各公私收藏机构,但仍然有大量的藏品因这些鉴藏家而回到广东,一直在广东地区流传。任文岭认为:“它们或归于以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佛山市博物馆等为代表的公立收藏机构,或在广东艺术市场上流转,这对广东地区公立机构书画收藏格局及艺术市场的形成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文脉现状】
广东博物馆藏品达251.98万件/套
经历沧海桑田,如今大量藏品收藏于广东各类博物馆中,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2022年5月公布的《广东省2021年度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年末,全省博物馆达367家;有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82家,数量居全国第二位;博物馆藏品达251.98万件/套,其中珍贵文物86263件/套。
“绘冠南天——粤藏宋元书画特展”在粤博开展 邓勃 汤铭明 摄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博物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广东落实博物馆藏品征集、登记、定级机制,持续推进非国有博物馆藏品备案,全省博物馆藏品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博物馆藏品数量稳步增长。截至2021年年末,全省博物馆藏品达251.98万件/套,比上年增加8.75万件/套。在珍贵文物方面,截至2021年年末,全省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86263件/套,比上年增加887件/套。
珍贵文物中,分别有一级、二级、三级文物1195件/套、16220件/套、68048件/套。如:高剑父的《秋鹰图》(一级文物)收藏于广州艺术博物院;龙凤纹重环玉佩(一级文物)收藏于南越王博物院;清乾隆錾胎珐琅金鼎(一级文物)收藏于广州博物馆。
2021年,全省藏品数量最多的博物馆是中山大学生物博物馆,藏品数量达113.90万件/套;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以20.44万件/套位居第二;广州博物馆、江门市博物馆、河源市博物馆(河源恐龙博物馆)分列第三、四、五名。
在2021年馆藏珍贵文物数量排名中,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则以20671件/套排全省首位,佛山市博物馆、深圳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州近代史博物馆)分列第二至第五位。
【专家点评】
打造新时代“粤藏”实力与品牌
李遇春(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原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研究馆员)
“绘冠南天——粤藏宋元书画特展”由粤博馆长肖海明倡议发起,任文岭担任策展人。展览立足于“粤藏”和“宋元书画”这两个切入点,深入挖掘和突出岭南本土文化特色,打破固有的时空界限,前所未有地突出“粤藏”,既是首次对广东历代书画鉴藏家及其收藏宋元书画、著录、刻帖等进行系统梳理与呈现,也是广东文博机构首次举办的宋元书画主题展览、岭南文博机构收藏的宋元书画首次集中展示,尤为难得。
在历史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的著名书画鉴藏家早已为人熟知,而广东的书画鉴藏则稍显平淡。但其实,清代中晚期,像吴荣光、孔广陶这些广东书画鉴藏家的收藏鉴赏活动,既将许多在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带到了广东,保护了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又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广东的文化影响力,更对20世纪以来广东书画艺术的发展、文化艺术生活的丰富以及广东地区的公私收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对广东当下的文化建设、文博事业及书画艺术发展也都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李遇春
在我看来,由吴荣光、孔广陶等创造的清代“粤藏”可谓影响深远。恰如著名学者庄申在《从白纸到白银——清末广东书画创作与收藏史》中提到的:“到清代,由于盐业与洋行贸易的发展,使得中国最南端的珠江流域,也第一次以广州为中心而建立了若干私人收藏”“在19世纪的中期,除了广东五位收藏家具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收藏,在当时,似乎只有在江南地区,才有数量相当接近的另一批收藏。易言之,除了江南的收藏,全国各地就再也找不出性质和数量都能和广东的收藏鼎足而立的第三批艺术收藏。”
众所周知,书画收藏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广东的经济总量连续30多年保持全国第一,这就为打造新时代“粤藏”创造了良好条件。无论是公立文博机构,还是民间收藏家,都需要大力征集收藏文物精品,打造新时代“粤藏”实力与品牌。
近年来,广东民间文物收藏发展迅速,民营博物馆也越来越多,收藏群体逐步由小众走向大众,这就需要普及文物知识,强化保护意识,这样才能让文物更好地传承下去。
“粤藏”不只是公立机构的收藏,也包括民间收藏。民间收藏不仅成为公立文博机构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收藏也成为公立文博机构收藏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广东可以探索实现公立文博机构与民间收藏有效合作机制,通过两者的优势互补、互动合作,实现文博机构收藏与民间收藏的互促共进。